美联储距离结束加息还有多远?******
(经济观察)美联储距离结束加息还有多远?
中新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 夏宾)在市场意料之中,美联储2023年首次议息会议决定继续加息2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自去年3月以来连续第八次加息,但加息幅度已经回落,目前利率水平创下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
从美联储发表的声明来看,在经济预期方面,对于通胀程度表述大幅修改,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得到缓解,将此前的“通胀仍然居高不下”的措辞改为“通胀有所缓和,但仍处于高位”,疫情及乌克兰危机对于通胀压力的影响趋弱。
在货币政策立场方面,美联储表示“持续提高目标区间将是适当的”以及“在确定目标区间未来增长时,委员会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收紧、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和金融发展”。
换言之,美联储会继续高度关注通胀风险,预计仍将上调利率。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会后发言来看,并不认为现在是暂停加息的时候。通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回落,因此需要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利率。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提到,鲍威尔对外释放的信号是,美联储正处于反通胀的早期阶段,取得胜利需要时间。不过他也强调,美联储没有动力也不想过度收紧利率。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从美联储的角度来看,尽管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持续回落让美联储的决策者压力有所减轻,但目前通胀预期的回落仍处于下行通道早期阶段。短期通胀预期受季节性和能源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如果季节性因素对能源和粮食价格的影响退去,通胀预期存在快速反弹的风险。
就目前情况而言,美联储距离结束加息还有多远?“我们预计美联储今年还会加息一到两次,然后随着实际利率开始上升,直至超过美联储预计的适当水平,加息将暂停。一旦加息周期结束,我们预计美联储会按下暂停键,并观察经济状况以决定宽松周期是否合适。”威灵顿投资管理宏观策略师圣地亚哥·米兰说。
谈及未来美联储的政策路径,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提出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未来的加息节奏。本次议息会议声明及鲍威尔会后声明中均在强调加息进程尚未结束,并且仍可能有一次以上的加息。
二是年内是否降息。“我们认为相对弹性的表述并未彻底锁死年内降息的可能性。”李超直言,鲍威尔给予了政策充分的弹性空间,提到“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则降息是不合适的”,但如果“通胀下行速度快于预期,也会在评估政策时重新考虑。”
三是金融环境变化。李超提到,去年10月底以来美股反弹、美债利率回落金融条件有所改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构的远期宽松预期,鲍威尔对此并未进行明确“反驳”。
明明说,我们仍维持此轮美联储或于今年一季度停止加息(即最后一次加息时点为今年一季度),加息终点或为5%左右的判断。
他进一步称,实质上美联储降息与美国通胀下行速度以及经济全面恶化时点,尤其是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考虑到通胀下行速度存在不及预期的可能性,降息预计将由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触发。“由于今年美国经济仍存在较高的衰退概率,因而实质上我们认为美联储较难避免在2023年进行降息。”
李超还提到,虽然美联储当前态度中性,但也应关注欧洲潜在的金融稳定压力,一旦欧债风险开始发酵可能成为当前美联储决策框架外的超预期冲击因素并影响加息节奏,政策存在加速转向的可能。(完)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