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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睢宁一乡村社区集体分红成新年俗 万斤猪肉发到户******
(新春走基层)江苏睢宁一乡村社区集体分红成新年俗 万斤猪肉发到户
中新网徐州1月12日电 题：江苏睢宁一乡村社区集体分红成新年俗 万斤猪肉发到户
中新网记者 朱志庚
“开门红呀咯好模样，满天锣鼓敲不够……”农历腊月二十，江苏睢宁北郊的邱圩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张灯结彩，村民载歌载舞过大年。在睢宁县金城街道邱圩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分红大会现场，邱圩社区拿出30万元为村民准备了猪肉、莲藕、红薯粉条、春联、口罩等年货，全社区1000余户家家可以免费领取到丰富的“分红年货大礼包”。
分红大会现场，村民欢喜领到“分红年货大礼包”。 朱志庚 摄尽管到春节还有10天，但是邱圩社区已经开启“过年模式”，氛围浓厚。数百栋二层小别墅贴上红窗花，门前都挂上红灯笼。在百姓大舞台广场，喜庆的音乐声中，社区16个村组的村民代表，身着新衣，围上红围巾，等待领取“分红年货大礼包”。舞台上，村民自编自演的跑旱船、打钱杆、扇子舞等节目更增添浓浓的年味。
村民载歌载舞庆祝分红。 朱志庚 摄“这块肉不错，这部分可以切成肉丝炒着吃，下面的可以做水煮肉片……”村民围在猪肉边，开心地谈笑着。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肉质新鲜，邱圩社区从本地一家肉联厂购买10000斤猪肉，现场切割，每户村民可以领到10斤。
“我们过年大礼包除了猪肉之外，还有10斤莲藕、5斤红薯粉条、2副春联、2包口罩。莲藕、红薯粉条都是我们村集体合作社种植生产的有机特色农产品。”邱圩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成辉介绍，2022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20万元，除去一些办公开支，还有一部分盈余。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社区拿出30万元，首次为村民分红，购置年货。
村民现场领到10斤猪肉。 朱志庚 摄在分红大会现场，获评“最美家庭”称号的村民代表上台领取荣誉证书。“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有年味的场景了，如今富起来的邱圩过年氛围真浓。”邱一洋家庭获评最美家庭，77岁的邱一洋说，家里三儿一女，都已成家。一大家人都是二层小别墅，生活衣食无忧。“我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回领到不要钱的年货。过年就吃猪肉炖粉条，这日子美得很哩。”
爷孙俩带着“分红年货大礼包”回家。 朱志庚 摄邱圩社区原是一个区位较好但产业基础薄弱的社区，3773人、1000余户村民居住在松散凌乱、基础配套设施缺乏的村庄。2017年底，张成辉到任社区支部书记后，多次和社区“两委”商议，广泛征求村民与党员代表意见，在金城街道党工委全力支持、指导下，进行老旧村庄改造，实施邱圩社区农房改善项目。
村民李佳现场直播销售邱圩特色农产品。 朱志庚 摄“农房改造涉拆16个小组1000户居民。目前，集教育、医疗、购物、休闲于一体的18万平方米、1100套房屋已建成，村民喜搬新家。”张成辉说，邱圩社区获得“省级特色田园乡村”等称号，打造了乡村振兴邱圩样板。
2017年11月9日，张成辉到任后发现村集体外欠账达140万元。为了摘掉“经济薄弱村”的帽子，从2017年底，社区采取众筹、入股等渠道完成了200万元的筹款，牵头成立睢宁县志兴集体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徐州半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州初心物业有限公司。集体合作社流转土地2197亩，经营藕虾、稻虾共养、特色红薯等项目，推出了“俺村邱圩”系列特色农产品，比如生态米、莲藕、香薯、荷叶茶、粉丝、干花等。如今这些产品实现了“线下农超对接、线上平台销售”，年销售额超过800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到目前的100多万元。
藕农举起硕大的莲藕，庆祝丰收。 朱志庚 摄张成辉说：“我们下一步的村集体收入目标是300万元，到时候发放的过年大礼包东西更多。我们会把发放分红年货大礼包延续下去，形成我们的新年俗。”
“欢迎来到俺村邱圩直播间，这是我们邱圩的土特产，生态米、有机莲藕、红薯粉条……”在邱圩社区电商中心创客之家，主播李佳正在现场直播。李佳介绍，自己是东北人，老公是邱圩本地的。由于自己富有东北人的幽默感，因此邱圩社区成立公司后聘用她来做直播销售。这里生态越来越好，她在这里的收入越来越高。
邱艳虎与挖藕人一块商量春节前莲藕的销售情况。 朱志庚 摄虾耕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邱艳虎在村里承包了200亩流转土地，发展藕虾共养。据了解，邱艳虎大学毕业后曾在南京工作了9年。2018年，他发现家乡变化特别大，于是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如今，随着经验积累，邱艳虎的家庭农场突破藕虾共养模式，套养了泥鳅、鱼等，农场一年的净利润超过20万元。邱艳虎说，临近春节，外地客商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拉走10000多斤莲藕，装车出口到日本、韩国。
宜居宜业和美的邱圩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 朱志庚 摄“新春来临之际，邱圩社区全体村民领到了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红利。下一步，我们计划推进金城街道15个社区村级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融合发展。”谈及金城街道未来如何发展，金城街道党工委负责人邢剑信心满满。(完)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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